在学习、工作中，说到论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孔子的优秀初三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孔子的优秀初三论文 篇1
话说大教育家孔子活到了20世纪90年代，仍干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这一方面是为了发挥余热，另一方面也是为生计考虑。
晚年的孔子混得并不潇洒。尽管他曾出过国、讲过学、着过书而且知名度也颇高，但终因不懂英语、不懂俄语、不懂日语，外语职称考试总是过不得关，所以在大学里总是评不上教授、副教授，最后只好灰溜溜地退了休。
孔子退休以后，闭门思量多日，最后回到故乡，重操旧业办私学，既托亲朋好友，又到银行贷款，最后凑了数百万元，创办了孔氏中学。学校挂牌那天，当地政界要员和其他社会名流都纷纷登门祝贺，当地报纸还发了头版头条。由于孔子的号召力很大，生源不错，聘来的教师水平也高，再加上孔子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孔氏中学的教育质量不错，升学率也一年高过一年。每到招生时节，更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20世纪末的某一天，主管单位来电话，召孔子赴教育局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私立学校也要实施素质教育，不能再搞“应试教育”，私立学校也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不能再搞题海战术。
由于这次会议很重要，县里的一位领导也到会讲了话。这位有些盛气凌人的年轻领导说，“‘减负’是一件大事，不能麻痹大意，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要抓好这项工作。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过去，孔夫子在《论语》一开篇就强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有道理的。学习确实需要反复温习，反复温习的目的是为了有所得，是为了温故而知新。但如果不加限制地一味让学生‘习’下去、‘温’下去，那不是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吗？所以，我今天郑重建议，‘习’的次数能不能限定在五六次？你们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升学率，一手抓‘减负’。县里统一规定，小学生作业量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如果谁加重课业负担让学生喝了农药上了吊，教师开除，校长撤职，学校关门，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说实话，孔子还在大学任教时，就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有所耳闻。自己回乡创办私立学校以后，也一再告诫任课教师不要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要在事半功倍上下工夫，他甚至不再在公开场合宣传自己的那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名言。
可孔子的话现在不管用，孔氏中学的教师搞的是聘任制，后来还顺应时代潮流实行学生选老师。家长一门心思想的是送子女考中专，考大学，考研，出国留学。谁能帮助子女考试取得好成绩，谁就是受学生爱戴、家长拥护、社会尊重的好老师。要是哪个老师搞改革、搞“减负”，把学生的成绩和学校的升学率减下去了，家长们一千个不赞成、一万个不答应，甚至会群起攻之，强烈要求学校让这位教师“下岗”。所以，孔氏中学的教师暗地里都较着劲，纷纷使出看家本领抓升学率。胆大的教师甚至公开对孔子说：“孔校长，您还是先把教育质量抓上去再说吧。孔氏中学要是一年到头考不了几个中专生和大学生，谁还到您这里来上学呀？”孔子想想也有道理，升学竞争太激烈了，不重视升学率也不行啊，所以也就睁了一只眼闭了一只眼，没有太把“减负”这事当回事了。
这回孔子可不敢大意了，从教育局一回来，就立即召开了全校教师大会，如此这般地传达了上级指示，并把有关文件照本宣科地高声诵读了一遍，最后明确表态，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与上级对着干，一定要把学生的负担减下来，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事，就“格杀勿论”，绝不心慈手软。
孔校长表了“硬”态，那些招聘来的教师自然不敢公开反对。有些暗地里炒股的青年教师放声高呼：“呜呼，咱们解放了！”从此，孔氏中学早晨听不到读书声，下午难见教师的影，晚上也不开日光灯了。
学生的负担是减下去了，家长的意见却多起来了。有位也是县领导的家长甚至当面质问孔子：“在升学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的时候，你‘减’什么‘负’呀？你的孔氏中学办不办得下去是小事，孩子们的前途可是大事。老孔啊，你得想个万全之策啊。”
这万全之策孔子是想不出来的。他唯一想做的是，一手抓“减负”，一手抓教育质量的提高，但这谈何容易啊。就拿因材施教来说吧，这的确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好办法。可是，过去孔子搞的是小班教学，搞了几十年教育，才带了3000个弟子，也只出了70个贤人。可如今孔氏中学一年就要招进3000个学生，而教师才100来人，哪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因材施教啊！再说，不搞因材施教，孔氏中学一年也要考1000多个大学生呢。
家长的意见越来越大，使出来的对策也越来越多：有路子的家长让子女转了学：有票子的家长为子女请了家教；有房子的家长把房子租出去给人家办补习班，让自己的子女做旁听：既没有路子，也没有票子，又没有房子的家长，干脆让子女辍了学。
孔氏中学的学生在一天天减少，孔氏中学的老师也在一天天减少。那些有本事抓升学率的老师已被那些暗地里不搞“减负”的学校高薪聘走了，留下来的不是退休返聘的，就是临近退休的，或者是翅膀不硬的。
历史的车轮又转了两年，孔氏中学不得不关门大吉。有趣的是，当地那家曾在头版头条报道孔氏中学开办这一消息的报纸，这回还是用头版头条发了孔氏中学关门的消息，并且有意在三版头条刊登了孔子撰写的论文《论“减负”的七大关系》。
在这篇长达5000字的论文中，孔子认为，在新形势下，要科学而有效地落实“减负”精神，必须处理好“减负”与质量的关系，学生负担要减轻，教育质量要提高，必须处理好“减负”与职责的关系，学生的负担要减轻，教师的责任要增强，素质要提高；必须正确处理过重负担和合理负担的关系，过重的负担一定要减下去，合理的负担一点也不能减；必须正确处理减轻课业负担和减轻心理负担的关系，过重的课业负担一定要减下去，过重的心理负担更要减下去；必须正确处理“减负”与考试检测的关系，学生负担要减轻，考试标准要革新；必须正确处理“减负”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关系，“减负”是现代改革的潮流，但对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比如勤学苦练、温故知新不能全盘否定；必须正确处理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系，实行综合治理，坚决杜绝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现象。
孔氏中学停办或者说是倒闭后的半年里，人们很难见到孔子的踪影。有人说孔子在卧床养病，有人说孔子在写回忆录《孔氏中学》，也有人说孔子被另外一家不搞“减负”的私立学校聘走了，还有人说孔子正在申办一所新的私立学校。
孔子的优秀初三论文 篇2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李隆基《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我奔向曲阜，以我十二万分热血与热泪的拌和；我奔向曲阜，以我五千年思愁锻铸的铁骨和忠肠；我奔向曲阜，以我年轻生命磅礴时空的大智与大勇；我奔向曲阜，从每一道夹满历史风尘的砖缝中邂逅一位久违的圣人……
一道又一道高高的门槛，一级又一级长长的台阶，一重又一重巍巍大殿，一层又一层深深的院落。秦砖、汉瓦、唐松、宋柏、清碑。古人己远，只可仰望万层台阶之上的琉璃殿宇，任空灵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前方，圣人的威严高高在上，萋萋绿草中仍可想见当年弟子三干的大家气派；身后，斑斑红墙虽经雨侵风蚀却依然炫目，似乎还可映出千年电闪雷鸣中岿然不动的身影。谁也说不清有过多少回日升月落，可谁都明白，有个古老的魂灵在这方圣土上回旋不散。他日夜如约地凝望九州的每个角落，因为每一寸土地无不灌注他博大思想的血液。肯定地，他见过山长水阔的豁达，见过巷陌人家的灯火，见过胡马嘶风的悲凉，见过仰天长啸的壮烈。可最终，他依然执着地在这儿留守，日复一日地倾听暮鼓晨钟，接受凡夫俗子的拜谒。
不知不觉，己走到路的尽头，回过身去看，这仅仅是一个古老的庭院吗？不，那是岁月留痕刻下的一帧残简。曾经，大地是它浩荡的书瓦一砖一瓦是它挥洒的字印。如今，它只剩下一阙断章，立于纷嚣凡尘，供今人悬想她原先的厚重与繁华。
历史给了中国人一个孔子，一处圣迹，可它也开了个着实不小的玩笑。它让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却终不得志，死后留与儿孙的也只是三间茅舍，一座孤冢。后来秦始皇烧过他的书：更后来，汉武帝给他扶了正，一纸“独尊儒术”的诏书让他在供龛中被参拜两千多年。一时间，他似乎平步青云，飞上了九重灵霄宝殿。可谁也不曾想到，当这位老先生安静地沉睡了近两干五百年后，又莫名其妙地刮起了一场“批孔”的血雨腥风。有人撞倒他的碑，砸毁他的像，掘了他的坟。可怜一世圣人生前奔波游历，身后竟也难求一方清净！
记不清了，有多少帝王将相戴着你的面具生杀予夺；又有多少文人墨客打着你旗号褒贬评说。你心力憔悴地为一顶顶皇冠加冕正名。时过境迁，又是你，无可奈何地亲手点燃焚烧每个王朝没落的火把。你亲身交付每位君王一套钳制民众的枷锁，可你不明白呀，锁得最深的人儿正是你自己！可悲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啊，你竟成了帝王统治的仪仗！开国王朝震天动地的乐声中，你恰是那站在最低台阶上的拜者。
今日大成殿依旧香烟缭绕，清香燃起，烟尘升腾。冥冥中，老夫子向我款款走来，脸上依然挂着千年不变的凡人的微笑。历史的笔开始在我手中颤抖，教科书上那笑容可掬的老头儿，被涂过太多的油彩。
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孔子吧，老人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孔子的优秀初三论文 篇3
内容摘要：它记录了孔子思想上、行为上的诸多矛盾。本文重点分析了孔子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和言语方面的矛盾，从中见出了一个“即凡而圣”的孔子。
关键词：《论语》矛盾孔子
在一轮轮盲目尊孔和极端批孔的浪潮中，人们已然离真实的孔子越来越远了。正李零先生所说“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细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的思想学说乃至实际做法有不少矛盾之处，而正是这些相互抵牾的地方，展现出了一个真实的孔子。
一.生活方式方面的矛盾
孔子欣赏的生活方式是简朴寡欲的。他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在食宿方面，孔子认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他曾大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在衣着方面，孔子赞赏的是不随意铺张的穿着。他曾表扬子路：“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
孔子虽然肯定不注重享受的生活态度，但与之相悖，他在衣食的品质上都提出了诸多要求。根据《乡党》篇的记录，孔子的饮食至少要精细、新鲜、刀工好、色香味俱全、时间合宜、搭配得当；孔子的衣服则要制作精美、饰物精巧，不同场合、不同季节要有不同的衣服，不同颜色、不同质料的衣服必须合理搭配穿戴。精细的食物完全不是孔子所说的“饭疏食饮水”（《述而》），讲究的衣物跟“衣敝袍”也相去甚远，这是孔子对于生活品质要求的矛盾。
从表面上看，孔子提倡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而实际操作时却又十分注重物质享受，这种矛盾使孔子大有“借别人的生活方式推崇简朴的生活以及摆脱欲望牵累的精神独立，自己却沉醉于以极其精致的物质为基础的乐趣中”的嫌疑。但仔细分析，这对矛盾展现出的孔子的风貌绝非如此。
首先，孔子肯定的并不是贫苦的生活方式本身，而是身处贫困的环境中，能够无欲无求、不嫉妒不自卑的怡然自得的心境。他并不是为了追求贫苦的生活而选择俭朴的生活方式，他并不抵制较高的生活品质，他只是反对“士而怀居”（《宪问》），认为士如果过分追求奢侈的生活，就会影响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第二，孔子能够吃苦，而且能在贫苦的环境中毫不抱怨。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而且他能够坦然回看这样的过去。另外，孔子与弟子在陈绝粮的时候，随行弟子纷纷有愠心，孔子却能保持自己端正的心态，并从容不迫地教导他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可见，孔子能够吃苦，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念，只是他不会做秀似的一味追求困苦的生活。第三，孔子对于食物、衣着的诸多要求，其实来源于一个“礼”字。孔子是一个重礼的.人，他欣赏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礼节仪文在孔子看来，与质朴的内在一样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在条件不足的状况下，他并不强求实践这些礼仪，他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由此可见，对孔子而言，“一般地说纯粹外形式的仪文并不很重要”，他更重视的是心灵的信仰。
从孔子的生活方式中的矛盾，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在贫苦中磨练过后得到很多技能的平凡人，他并不是一位天命所定的圣人。这种苦难的历练没有使他颓废，而是使他展现出一种能够不介意出身而重视端正自己心态的儒者风范。同时可以看到，孔子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学究，而是一位熟知礼仪制度且能根据实际条件变通的智者。然而正是这一会受制于客观条件的事实，更证明了孔子只是一个凡人，一个端正自己以教导学生的平凡老师，一个重视礼仪但更重视内心真实情感的知识分子。
二.言语方面的矛盾
关于言语，孔子明确地提出了“讷言”的主张。孔子说君子应该做到“慎于言”（《学而》），并且“欲讷于言”（《里仁》）。他甚至表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仁”在言语方面的表现是“其言也”（《颜渊》），而且认为为政者应该“不以言举人”（《卫灵公》）。
孔子肯定“讷言”的同时，还坚决反对“巧言”。《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对于“巧言”的评价共有四处――《学而》篇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篇同；《公冶长》篇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孔子多次批判“巧言”，可见他对于花言巧语是非常反感的。这种对“巧言”反感的态度正与孔子对“讷言”、“慎言”肯定的态度相对应而达成一致。可是，孔子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完全实践“讷言”、“慎言”的观点，存在着矛盾之处。
一方面，孔子自己不能完全做到“讷言”。首先，孔子的语言常富有辩证色彩。比如，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能否兴邦或灭邦的问题，孔子都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子路》）回答，并辩证地分析一言兴邦或灭邦的不同条件。如此正反辩证论述，令人很难找到攻破点。第二，孔子常常能用巧妙的语言应对各种刁钻的问题。比如说，宰我问孔子，是不是告诉追求仁德的人“井有仁焉”，那人就会跳下去。这可以说是针对孔子的理念提出的难题，因为在孔子看来“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回答应该跳则显蠢，回答不应该跳则似贪生怕死不敢为仁献身。孔子却转换角度，说不应陷害君子、愚弄君子，使宰我所问的情况失去了发生的可能性，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孔子对于他人的评价也有违背“讷言”标准的时候。孔子在接见蘧伯玉派出的使者时，问使者蘧伯玉在干些什么，使者的回答是“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这样的回答确实高明：既实事求是，又没有折损蘧伯玉的面子。闻使者之言不由让人想到蘧伯玉坚持不懈提升自我的过程，虽然还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其行为值得称赞。使者这么高明的言语与孔子“讷言”的标准相去甚远，可孔子还是忍不住要赞叹“使乎”，好一个使者。
而对使者的评价，孔子没有遵循“讷言”的标准。他为这位使者重设标准的原因是这位使者有三大优点：一是诚实，二是为人谋而忠，三是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孔子所斥责的巧言之人，是阿谀奉承、居心叵测的那类人；他肯定的讷言之人，正是不以巧言为伪装而隐藏自己不良用心的人。因而，孔子肯定“讷言”、反对“巧言”，并不是肯定没有口才本身，也不是否定口才好本身，而是赞同不用口才强辩掩饰，他最注重的是心善。
孔子在言语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思想标准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确实，孔子是一个平凡的人，有时不能做到自己的要求，偶尔也会设定双重标准。然而，这不表示孔子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只能说孔子关于对言语要求的言论没有深入地论述，他只是一再强调心善的一种表现方式――“讷言”，这是孔子言论上的漏洞，也证实了孔子是一个平凡的而非完美到无懈可击的人。但换一个角度看，孔子又是一位重视内在修养的品德高尚者，一位善于“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一位口才好且正直的从政人才。
《论语》中，孔子表现出来的矛盾远不止以上所述两点。比如说天道观的矛盾、对管仲评价的矛盾以及出入世的矛盾等，因前人已论及，本文不做分析。
由上述矛盾可以确定孔子只是一个凡人，他绝非完人。至于圣人，孔子自己是不承认的，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这不是孔子谦虚，而是他确实不符合他自己定义的圣人标准。在孔子看来，圣人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的“无为而治者”（《卫灵公》），而孔子则是辛苦奔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此其一；其二，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而自己只是次之的“学而知之者”（《季氏》）；其三，孔子认定的君子都出身较高，更何况是君子之上的圣人，而他自己则是“少也贱”（《子罕》）。
其实，圣人不需要论出身，不需要有先验的通天本领，更不需要无为地被当成道德的模板；能有坚定的，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的信仰，能有在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层面上不断提升自己修养的实际行动，能有教导他人的智慧和诲人不倦的毅力，能够在后世留下长久影响，成为多数人心中的楷模，才是“圣”的体现。而最重要的是圣人的最根本属性是人，是人就不可能，也不需要是完人。孔子正是这样的圣人，他的言论、行为出现的矛盾更在展现着他不平凡的一面。这些矛盾，究其根源是为了追求他坚定信仰的“仁”；他追求仁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想要“修己以安百姓”（《宪问》）。
一部《论语》，记录下了孔子思想上、行为上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还原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哀的较为真实的孔子――一个在贫苦中磨练过后得到很多技能但不介意出身而重视端正自己心态的儒者，一位熟知礼仪制度且能根据实际条件变通的智者，一个偶尔会设定双重标准但重视内在修养的品德高尚者，一个端正自己以教导学生，能帮助学生打破思维定势的传道受业解惑者，一个口才极佳但不得重用的孤独从政者――一个“即凡而圣”的孔子。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第481页。
[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第1947页。
[3]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2页。
[4]下引《论语》只记篇名，不详注。
[5]徐文《<论语>中孔子思想的矛盾小辑》，《文教资料》，2008年4月号中旬刊，第4至6页。
[6]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1版，第247页。
孔子的优秀初三论文 篇4
摘要：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对于人的和谐发展这一思想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阐释，本文阐述了孔子“礼”“仁”思想中人的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从孔子的教育角度探讨了人的和谐发展的实现，并指出孔子在培育人的和谐发展方面的价值理念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孔子人和谐发展
历史上以孔子的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曾经被独尊为金科玉律，也曾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被世人所批判，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也还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孔子的思想，来阐释孔子的核心理论体系，有褒有贬，不同的时代的人对孔子有不同的解读，正所谓钱穆所言“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1]但是尽管在不同时期人们的解读不同，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以孔子论语为核心的儒学在构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2]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内部运行方式（尽管是所谓的法治，但人治的因素还是起很大的作用）、社会公序良俗，人们的思想，心理活动，言行都在或隐或现的体现着《论语》的思想。这也就说明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们的思想如何发展，《论语》作为中华民族的最原始的精神食粮，都有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作用。在今天的学习中，我逐渐感觉到孔子的思想尤其是《论语》一书中所表达出来的孔子对于人---这个上天所赋予的生命个体的和谐发展的无微不至的终极关怀，这也就是我所要讨论的孔子关于人的和谐发展的思想。
一、孔子“礼”“仁”思想中人的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所继承发展的儒学思想在周礼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就已经产生了，孔子的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其核心是“礼”和“仁”。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下文仅注篇名），实际上他是述并且又作，述的是周的“礼”，作出了的则是孔子的“仁”，礼、仁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颜渊》）“礼”、“仁”作为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尽管都在强调其政治思想，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都表达了孔子对于人的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
第一；“礼”作为殷周时期调节君臣子民等级秩序关系的手段，体现了儒家早期所诉诸一种通过外部性的手段对于和谐的追求；
“礼”是孔子思想的灵魂。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动”就是在主张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礼，而且他一身都以恢复周礼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礼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强调差异性的等级制度，是维护天子、国君绝对权威，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一种制度。通过礼，孔子想达到一种存有差异性前提下的看起来和谐划一的秩序关系，来保证君国的稳定，这种秩序关系下，儒家认为礼是君主之大柄，只有以礼治国，才能政正君安，统治阶级才能安享其位。我们站在那个井田制的时期可以看出，儒家此时推崇的礼仅仅是关注于能够保证贵族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和谐发展所提出的一种等级秩序，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安抚庶民，对于最广大的平民阶级只是将其看做整个君国和谐发展的一个附属部分，“礼”，我们说它只是儒家推行的一种外部性的手段，用来追求整体君国和谐发展，对于君国中处于最底层的庶民阶级，则需要孔子的“仁”来关注。
第二；“仁”向关注个体和谐发展的复归，一种对“礼”的超越，强调从个体内源性的层面向和谐复归。
孔子早期所倡导的传统之礼多重于形式，而人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内源性的“礼”来协调个人的发展，由此来协调各自的社会关系，如果说孔子最初诉诸于恢复“礼”，是看到了人在其社会关系中存有差异性中，以此来寻求和谐，那么孔子转向于“仁”将其作为“礼”的内核，就应该看到了在不同社会关系地位中相同个人的人性的共同性，开始从这个共同性方面来寻求和谐发展的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对和谐的诉求不仅仅再是“礼”的那个阶段只看到了君国和谐发展的整体性，并且只诉诸于外部性的手段，更多的是看到了个人作为一个生命发展过程，从内源性层面的和谐诉求，由此实现孔子所期望的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人性中，实现一种由人内心所发出的，内源性的对于和谐的诉求。而这样的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诉求如何能实现，如何能够指导人的和谐发展，孔子用他的教育实践，身体力行进行着这项事业。
二、教育---人的和谐发展的实现
孔子看到人们之所以“性相近，习相远”（《阳货》），更多的原因在于后天的因素使之，教育学习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更以“我非生而知之者”（《述而》）的自我否定向世人宣告：人并不是“生而知之”，来强调学的重要性，论证他的教育的合法性，孔子希望以仁为核心，对人们进行教育，通过人们主动的学，由此从人性的内部出发，为人的和谐发展提供内源性的动力，使人们习得一些能够促成自身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能力，从而实现人的发展从人的个体内源性层面向和谐的方向复归。孔子为人的和谐发展而进行的教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教育人们塑造发展情感、价值观
尽管孔子一身想要以仁来重建周礼的规范秩序性，但同时他也很重视仁的人性、人情的方面，体现在其教育中就是，培养人们情感的良好发展，首先表现在对于逝者的尊敬方面：《论语》中记录这样的情况：“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孔子在服丧者之家吃饭从未曾吃饱过，在这一天哭过了，心里难过，就不再唱歌了，郑玄称为“丧之哀戚，饱食于其侧，是无恻隐之心”，孔子恻隐之心在这里体现出来，这是一种是真实的情感的表露，反映了孔子对于养生送死重大问题，尤其对于生命个体的情感关怀，并以此作为其教育人们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又将这种情感的培养塑造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追求在教育的过程中实现人们对的情感发展的养成。我很认同秦老师的观点“心理、情感的良好发展是修养提高伦理规范等发生作用的基础”[3]而且，我认为心理、情感的良好发展同样也是人们从心理、情感这种内源性的层面习得和谐发展理念的起点，能够培养这种真实的情感发生，正是孔子仁的精神所能够支撑人们内源性的和谐发展动力的起点。2.教育人们塑造“为人之道”的道德情操
孔子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教育，从这个方面，塑造人们的道德情操可以说是与人们和谐发展的理念有共通的意义所在，如何养成至善的道德情操，孔子结合教育提出了“学”这个重要的概念，这种教和学都有一个共同性，“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4]就是以做人最基本的道德情操为主要内容，首先表现在“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即孔子以四项基本内容教育人们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尤其是按照道德的“行”，对待他人的“忠”以及与人交往的“信”，都有利于人们形成高尚的道德；其次，表现在“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孔子说：弟子在家则讲孝道，出门则尽弟职，言行当谨慎信实，对人当泛爱，而亲其有仁德者。如此修行有余力，再向书本文字上用心。也是在说孔子要求其弟子为学，必须重视德性，“若一意于书籍文字，则有文灭其质之弊。但专重德行，不学于文求多闻博识，则心胸不开，志趣不高”[5]，由此显示出良好的的道德情操对于人在家，社会，求学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以“为人之道”为内容所力行倡导的“教”与“学”，给人们的提供了提升道德修养的素材，并且指出了如何学，如何提升道德层次的方法，以鼓励人们不断向着“至善”的方向前进。“德不孤，必有邻。”（《里仁》）孔子在这里也指出了“为人之道”的德行在个人在发展的作用：有德之人，决不会孤立，必然有来亲近他的人。
3.教育人们养成符合伦理的政治素质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里的“人”成为“政治动物”的过程就是其自我完善和参与共同体生活以行使政治公民权的过程。并且他提供了一种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教育。对比孔子的诉求，他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停的周游列国讲学授业，其中孔子的教育中也难免少不了对于人们政治素养的培育，“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在这里孔子强调了从政要善于选择，懂得策略性的撤退，善于自保的基本策略，对无勇之谋并不提倡，保全自身是在政治活动中人和谐发展的最基本要求。
我们可以看出孔子通过教育不仅以处世格言的形式传述给人们实在的看得见的礼仁等具体知识，同时也教会人们学习“为人之道”的方法，更注重透过这些处世格言以孔子的言、行、神态培养人的人性情感，道德伦理，信仰、价值观的追求和启悟，通过这三方面的教育，来实现人源自人性内部的和谐发展。
三、孔子在培育人和谐发展方面的价值理念的时代意义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关于和谐思想的资源，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和谐理念，对于今天我们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等一系列关于人的和谐发展的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启发意义。
首先，在于人自我的和谐发展方面；人的和谐发展，需要有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而现实往往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人们在物质上，肉体上的享受追求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导致人们心理上的痛苦。面对贫困生活处境，怎样摆脱烦恼，怎样去寻找人生的快乐？孔子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答案：孔子曾经夸奖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虽然生活清贫，但是颜回仍旧很乐观，他所以能够做到在困境中“乐而忘忧”的境界，主要原因是始终把精神生活的追求放到人生的主导位置，这种精神追求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忧道不忧贫”。有志于行道的君子，虽然生活艰苦，但能自得其乐，这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志趣，具有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难能可贵，因为它能够使人们在身处困境中，排除外在利害得失的计较使人保持持久的动力，使人保持身心和谐的状态。
其次，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方面，孔子认为只要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由此就可以达到“仁爱”“仁者爱人”意义上的的实现，从而协调好人际之间的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承受的苦痛，决不让别人去受此苦痛。每个社会成员都多为他人思考一些，更多的理解别人，考虑他人的苦痛，尽量地少给或不给他人带来麻烦和不快，如果人们都能以此作为做人准则，并且能持续地遵循，那么，人类社会至少在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不会有太多的矛盾，处在一个和谐融洽的状态。
最后，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孔子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统一，对待天地万物应该采取友善的态度，要保护资源，即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孔子认为，天有意志，它虽然不说话，春夏秋冬四时往复运行，草木鱼兽照样生生不息。人处在天地万物之间，乐山乐水，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人的仁德和智慧的体现。同时，将“仁爱”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起来，又会复归到“中和”这个儒家的传统方法论原则，“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不要无节制的利用，孔子的“钓而不刚，弋不射宿”（《述而》）就是表明“中”的态度。最终克服那种长久以来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使人懂得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产物和亲密伙伴，既不否定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环境的行为，又能在改造利用其过程中顾及自然万物的利益，既要合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建人化自然，又要精心地适应和保护自然，不断促进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注释：
[1]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页。
[2]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第3页。李泽厚在此处所用的是“汉民族”一词，笔者认为按照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变说，应该不存在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单独形成过程一说，故用“中华民族”代替之。
[3]秦维红：浅论孔子人的发展理论，人学与现代化--全国第六届人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4]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页
[5]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页.
参考文献：
[1]钱穆.论语新解[M].三联书店，2008年版.
[2]朱熹.四书集注[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3]李泽.厚论语今读[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秦维红：浅论孔子人的发展理论[J]，人学与现代化--全国第六届人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孔子的优秀初三论文 篇5
论文摘要：孔子的音乐美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古代乐教传统的基础上，孔子主张以“仁”为精神核心，以“和”为审美追求，通过音乐的美感教育推动“德”的教育和强化“礼”的规范，注重以“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等方式推动音乐美育实践活动。在当前，深入探析孔子的音乐美育思想，对于音乐美育思想的发展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孔子音乐美育启示意义
一、孔子音乐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以“仁”为精神核心
孔子主张音乐美育要以“仁”为精神核心，在《论语·学而》提出：“泛爱众，而亲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点，既指一种道德情感，又指一种博爱精神，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论语·八佾》记载“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将“仁”的精神视为“礼”、“乐”的实现前提。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造成礼崩乐坏的局面，周代原有适应血缘制与宗法制的礼乐文化被现世的价值观念冷落，孔子力图重建理想的社会制度，但他认识到仅靠“礼”的外在规定，无法使人完全遵循礼法。因此，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文化精神，以“泛爱众”作为“仁”的情感依托，在继承古代乐教传统的基础上，把“乐”作为陶冶人情、陶冶人性和培养人格的最佳方式，通过“乐”的活动推行“仁”的精神，使孔子的音乐美育思想超越西周礼乐思想具有新的人文意义。
在音乐美育中，孔子以“仁”的精神为核心，强调音乐要具有美的形式和善的内容，提出“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仁”是“乐”的意义所在，通过“美”呈现为音乐有意味的表现形式，同时又是“礼”的道德基础，通过“善”呈现为音乐内容的精神意义。《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矣。’”孔子赞赏《韶》乐、《武》乐有优美的旋律，都具有美的形式；但在内容上，《韶》乐歌颂舜的德治，禅让转位，选贤举能，以表现仁爱美德为内容符合孔子的社会政治主张，所以《韶》乐“尽善”。而《武》乐唱颂周武王伐商的战功之乐，以高扬杀伐征讨为内容，故《武》乐“未尽善”。就“善”和“美”比较而言，孔子认为“善”是根本，也是审美的基本价值标准。孔子对《韶》乐、《武》乐的不同评价，强调音乐应以“仁”的精神为核心，追求内容善和形式美的和谐统一，对于当前的音乐美育在结合音乐形式和音乐内容的学习等方面，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二）以“和”为审美追求
孔子以“和”作为音乐美育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其“中庸”的哲学观，即“中立而不倚”，并与其倡导“仁”的精神是相互融通的。徐复观指出：“仁是道德，乐是艺术。孔子把艺术的尽美，和道德的尽善（仁），融合在一起，这又如何可能呢？这是因为乐的正常的本质，与仁的本质，本有其自然相通之处。乐的正常的本质，可以用一个‘和’字作总括。”
在音乐美育中，孔子肯定音乐能够抒发和激动人的情感，但他强调这种情感表现要有理性的自律和调节，从而保持内在情感体验和外在形式表现处于恰到好处的和谐状态，使人获得感性和理性相互融合的审美愉悦，实现性情的陶冶和心性的净化。孔子称赞礼乐作品《关雎》，认为其符合“和”的情感表现尺度，具有情理结合的美育价值。《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指出《关雎》描述的感情让人感到快乐而不放荡，令人感到忧愁但不悲伤，即无过也无不及之处。孔子提出以“和”为尺度，对当时的音乐进行整理。《论语·子罕》记载“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教授弟子音乐，正是以符合“和”的雅颂为教育对象。
二、孔子音乐美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有助于推进道德教育
孔子肯定“乐”具有情感特性，认为音乐由外界事物触动人的情感活动而产生。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孔子提到：“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养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夫然者，乃所谓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乱之风。”指出“君子之音”的情感表现“温柔居中”，“小人之音”的情感表现“亢丽微末”，从而对个体心性和社会治安产生不同影响。孔子把握住艺术与审美的根本特点，认为音乐对人的教育有别于道德和科学，是直接诉诸于审美情感。因此要把音乐作为教导“德”的重要方式。在《孔子家语·辩乐解》中，孔子指出：“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业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舜通过弹奏“温柔居中”的“南风之诗”，使人民心灵受到熏陶，从而推动王道之业的盛行，使道德品行如泉水流淌，对后世王公大人产生深远影响。这里的“德”是指儒家礼教、仁义之“德”，孔子要求音乐表现和宣扬儒家仁义之“德”，使人通过“乐”的审美教育达到道德完善的境界，发扬“至德”的光辉。孔子以音乐美育推动“德”育的具体阐释，对于当前的审美教育在重新关注和构建艺术美育和道德教育方面，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二）有助于推进礼俗规范教育
在孔子的音乐美育思想中，“礼”与“乐”密切相关，互为表里。“礼”是儒家提倡的等级制度以及相联系的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其思想核心就是“仁”。“乐”具有感化人心的作用，将“礼”的规范内化于心，转变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为构建符合“礼”的规范的社会秩序，孔子重视将礼教和乐教结合起来，将二者作为重建礼乐社会的重要途径。《礼记·乐记》记载“乐行而伦清，……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强调个体人格的思想行为仍然要符合“礼”的规范，配合“乐”的审美教育实现。《论语·泰伯》记载“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在具体实施时，“礼”、“乐”各有侧重。《礼记·乐记》记载“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指出“礼”侧重于外在规范，“乐”则侧重于内在感化。“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是一定理智的表现，以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为准绳。“乐”与“礼”的统一，即是情与理的统一，体现以理节情的平衡。孔子把这种统一和平衡作为对音乐及其审美教育的基本要求。孔子关于音乐美育与礼制二者关系的阐释，对于当前的审美教育在如何看待艺术美育与政治建设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大的现代意义。
（三）有助于推进乐教施教目的的实现
乐教作为孔子施教的重要内容，与德教、礼教的宗旨是一致的。孔子极为注重音乐艺术在完善道德、修身养性方面的教育功能，但他强调音乐具有的教化作用，是通过审美享受即通过美感作用实现。在孔子看来，音乐的审美享受功能并不是抽象、空洞的东西，总是与一定的情感内容相联系，反对只关注音乐外在的感性形式，而不注重音乐内在的精神意义。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批评：“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强调以“善”为主导前提，通过音乐外在的表现形式体现内在的精神价值，从而使音乐形式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并要求音乐内容体现“仁”的精神，以此陶冶人的情操。《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在齐国欣赏“尽善尽美”的《韶》乐，可以许久不知肉味，从中获得的审美愉悦已经超越单纯的感官快感，实现艺术境界与道德境界的相互融合。孔子认为仁人君子的修成离不开乐，乐教有其特殊的教化功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教乃是对人的思想、道德、情操、行为的教化。能育人的音乐必须是“尽善”“尽美”的音乐，乐教的最终目的是达到道德与艺术统一融通的人生境界，这便是内涵极为丰厚的乐教精神。
三、孔子音乐美育思想的实施原则
（一）寓教于乐的原则
在孔子看来，音乐审美不能够仅靠说理和规定，应培养主体对教育的浓厚兴趣，将学习本身作为一种乐趣，才能产生巨大效果。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指应该如何去做，“好之者”指在习惯上形成一种爱好，“乐之者”指在轻松愉快中积极主动地去完成。音乐本身就具有使人快乐的特性，音乐美育的实施要注重“寓教于乐”，在快乐的氛围中进行，给施教者和受教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进而升华为一种高尚的情操，使整个精神世界更加充实和谐，在施教者和受教者间形成一种往复的快乐机制。音乐教育选择的审美对象，要能给人以快感、娱乐和享受，受教育者则会更容易接受，从而自愿地接受教育。
（二）潜移默化的原则
孔子最早注意到音乐艺术的感情特征能对人的思想感情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御览·八十一·引乐动声仪》记载“孔子曰：‘箫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其为音，如寒暑之动物，如物之动人，雷动禽兽，风雨动鱼龙，仁义动君子，财色动小人，是以圣人务其本。’”孔子肯定《韶》乐具有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极为重视音乐美育的潜移默化作用。“潜移默化”是指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既得到美的享受，又得到精神的净化。音乐美育不是硬性进行知识灌输，也不是通过纪律约束强迫接受，而是凭借音乐作品包含的美和意义，熏陶和感受接受者。音乐作品通过具体生动的感性形象表达创作者的思想感情，接受者全身心投入到作品中感受作品的美与意味，产生情感上共鸣，在润物细无声中受到作品的感染和教育。
（三）善与美相统一的原则
孔子主张善与美的高度统一。孔子肯定《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未尽善”。这里孔子从音乐舞蹈内容上的“善”与“不善”和形式上的“美”与“不美”做了一定区分，暗示“善”与“美”是不同的。“美”的不一定是“善”的。孔子虽然对“善”和“美”作了一定的区分，但并未将二者割裂开来。孔子将“尽善尽美”的《韶》乐，看作自己理想的艺术作品，明确他不赞同只要“善”不要“美”，或只要“美”不要“善”，不赞同将“美”与“善”完全对立起来，而是主张“美”与“善”的统一，主张审美文化应注重“善”与“美”的统一发展。在音乐美育的实施过程中，孔子强调教育实施的最佳方式是利用运用具有“善”与“美”品性的“乐”来感染人、熏陶人、培育人，使人从审美的愉悦情怀中升华到道德的、伦理的人性关怀上来，成为内在美与外在美相统一的人。
孔子的音乐美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古代乐教传统的基础上，孔子将“仁”的精神贯注于音乐美育中，强调音乐要具有美的形式和善的内容，使人在感性愉悦中获得精神启迪。孔子强调要使人在“乐”中接受教育，通过情感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受教育者，在音乐美育实践中强调“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美与善相统一”的实施原则。孔子提出的音乐美育主张及其实践，对当前音乐美育的发展和建设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