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集中表现为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亦即各种类型文化的产生和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与社会历史条件。而且，不同的地域，其文化形态则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辽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钟灵毓秀的山水和底蕴深厚的文化，孕育出无数风流人物，他们都曾在某个历史时段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给后人留下永远的人文记忆。王尔烈(1727-1801)作为清代辽阳籍的著名历史人物和当今饮誉古城的标志性文化人物，也不例外。
一、王尔烈文化形成的客观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是环绕人们周围的外界环境、时空范围等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环境是人类文化形成的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活动的空间。王尔烈文化作为辽阳的历史名人文化，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时空范围内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古代辽阳的区域划分多有变化，“或为郡治，或为国治，或为府治、县治、路治、卫治，其建制沿革既芬然靡常而载籍复多阀略，故往时疆域多不可考”，从而造成后人的众说纷纭和人云亦云。虽然明清以来辽阳区境逐渐缩小，但明清两代辽阳的自然环境仍然可圈可点。
《论语》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如果说辽阳是东北第一城，那么千山就是辽东第一山。据史料记载，辽阳“东南二方向距城三十余里外，为群山攒聚之区，而以千山为名胜，以鸡爪山为近祖”日。千山古称积翠山，又名千华山，为长白山支脉，它向属辽阳管辖，建国前始归鞍山。千山更是辽阳的象征。众所周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祖籍辽阳，在红学界早有定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官至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御史，亦工诗词，不少作品署名“千山曹寅”。这里的千山乃辽阳之代称，可见千山与辽阳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紧密关系。不宁唯是，“在辽阳孕育发展中，千山以其独特的风姿成为辽阳重要的文化元素”。而“正是由于辽阳深厚的文化底蕴，千山才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进而走向博大，成为辽东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尔烈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同样汲取了巍峨千山的雄浑之气。千山自古就有“无峰不奇、无石不峭、无寺不古”田之誉。千山的人文景观极为悠远博厚，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佛教、道教和儒教文化集于一山，释道儒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融合。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当佛教传到辽东之时，千山就有了僧侣的踪迹。后来，隋唐时代开始建有庙宇，康熙六年(1667)道教又传入千山。千山的儒家文化也久负盛名，旅游诗文、亭阁楹联、摩崖石刻等蕴含着浓郁的儒家文化，龙泉寺的西阁书房更是传授儒家文化的典型场所。王尔烈一生与千山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乾隆十四年(1749)，王尔烈来到龙泉寺西阁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乡试考中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乾隆三十六年(1771)考中进士，名列二甲一名，为传肿。王尔烈断断续续在千山学习长达二十二年，西阁的客灯也因此成为王尔烈寒窗苦读的历史见证。乾隆丁酉年(1777)四月，刚过天命之年的王尔烈为龙泉寺西阁亲笔题写了“琼岛虚舟”之名;倘若细加品味，是否也有虚无缥缈、如梦似幻的淡然思绪沉浸其间?近现代辽阳知名学者刘华伟先生撰集的《千华山志》，收录了王尔烈咏赞千山的37篇诗文，其中就有《龙泉寺》一诗，在诗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对龙泉寺依依不舍的情嗦和不绝如缕的眷恋。千山秀美多姿的自然景观、悠久的人文历史和灿烂的宗教文化交相辉映，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和不少的帝王将相前来吟诗作赋、题匾赠联。王尔烈曾多次重游千山，在山水林泉间留下了他徜徉徘徊的足迹和感悟，以及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和匾额，从中不难看出佛道文化给王尔烈带来的既深且远的影响。
水也极具文化内涵，既是生命之源，更是文明之本。它以广泛的社会性、历史渊源的悠久性、丰富内容的精博性和前进方向的先进性，而具有母体文化的特性。古代的河流水量远较今日丰沛，“辽境诸水以太子河流域为最长”。即以现在而论，辽阳境内仅5公里以上流程的大小河流就有86条，其中10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29条，这些河流组成了太子河、浑河两大水系。据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太子河即故衍水，燕太子丹匿于衍水中，后人因名太子河。”太子河博大无私地滋润着两岸的土地，世世代代地养育着一方儿女。为此，历代文人为赞美太子河写诗作赋者络绎相继。明清两代，辽阳八景美不胜收，太子河均列其一。明嘉靖辽阳籍监生、诗人韩承训在“辽阳八景”诗之一《太水环带》中，通过描写太子河的浩渺气势和动态画面，表达了阅尽沧桑的寥廓心境和承载历史的悲壮情怀。王尔烈的“清代八景诗”之一《龙王夜渡》，也以倾注深情的笔墨展现了韵味悠长的太子河夜景。亘古流淌、不舍昼夜的太子河，诉说着催人奋进的绵长故事和悠远心声，映射着历史迁延的壮丽风采和奇异魅力，传承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豪迈特质和冲天侠气……太子河作为辽阳人民的母亲河，既孕育了璀璨而厚重的辽东文化，也哺育了二百多年来让辽阳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名人王尔烈。
二、王尔烈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从公元前300年燕国在襄平设辽东郡治起，直到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近两千年间，辽阳一直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为边激用武最著之地”侧。其历史之悠久和文化之古老，在全国历史文化古城中实属罕见，而沈阳作为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至今还不到400年。史学界亦认为，“辽阳自秦汉以来，为郡为县、为京为州，历古不废。我国家发祥重地，辽阳首焉。”别事实上，后金迁都沈阳后，辽阳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虽然已成昨日黄花，但因为这里有着东北地区任何城镇都难以匹敌的深厚的人文底蕴，所以依然能够比较长久地保持着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这一点庶几可比于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宋国之都汴梁与文化中心洛阳之间出现的政治与文化的重心分离现象。
就社会历史发展而言，王尔烈文化的形成也有其远源近因。有“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的前车之鉴，我们觉得，关于殷商之后箕子东来，把中原地区的诗书礼乐带到了辽东地区，以及东汉末年避乱辽东三十年的管宁“讲诗书，陈姐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而对辽东的学风和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远源”性话题属于乏味的老生常谈。因此，这里只说“近因”。
有明一代，东北地区的南北文化发展水平出现了极大差异，南部的辽东文化繁荣昌盛，北部的文化仍处于原始状态。这一时期，辽东的城镇发展规模空前，文化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开办学校，实施儒学教育。洪武十四年(1381)，在辽东都司所在地的辽阳于老城东南角着手建立辽东都司儒学，翌年建成。“都司儒学建筑宏大，设备齐全，‘辽东学校莫有过焉者”’。它“不仅是东北地区内设立的第一座学校，也是明代在各边疆地区内设置的第一座都司级儒学。志书上亦有辽东地区在嘉靖年间由“御史胡文举建辽左书院一、习武书院一、社学六”圈的相关记载。在科举方面，明代的辽东地区从正统到嘉靖90余年间共有45人中进士，其中辽阳人就占400/a，达到18人。
到了清代，辽阳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代辽阳建治，由顺治年开始。初为县，康熙三年，升县为州。顺治十年(1653设辽阳府，翌年即决定设辽阳府学。顺治十四年(1657)撤辽阳府，设奉天府，辽阳府学随之改为奉天府学，康熙五年(1666)迁移沈阳。自“康熙元年(1662)以后，盛京地区陆续设置了一批州县，儒学也随之建立起来”。康熙十二年(1673)，由知州吴承先在明儒学旧址重建辽阳儒学。乾隆六年(1741)，岁贡出身的吴秉礼就任辽阳知州，至乾隆十四年(1749)卸任。其间，他兴教育，建学馆，设考棚，增学额，政绩颇著。清代前期，东北先后建有书院十一所，其中规模与影响较大的是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沈阳萃升书院，历史较久的则是建于明代的辽阳襄平书院。辽阳除府学、儒学、书院外，清初又置社学、义学、官学等，并发展私塾教育，以作为八旗官学、州县儒学的必要补充，而且也是清代东北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辽阳教育事业的长足进步，对于促进辽阳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若说人才济济的辽阳是藏龙卧虎之地，确实有案可稽，有史为证，绝非无中生有，凭空杜撰。
三、王尔烈文化形成的地域文化影响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不同地域都有其气质独特的历史轨迹和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矿藏资源和地域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国文化历来就存在着南北特性差异。至于北方人的豪爽大度，特别是东北人的粗犷豪放，以及南方人的细腻机敏，只是源自文化特性的差异而形成的性格上的不同特点。关东文化以鲜明的地区特点和传统的民族特色而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而又魅力无穷的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关东文化始终以辽东文化为主导，既有辽东文化的遗存，又有中原文化的浸润，还有江南文化的渗透。只有根植沃土，才会枝繁叶茂，辽阳地域文化的滋润，对王尔烈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辽阳的地域文化，我们不说别的，只说东北的流人文化，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窥一斑而知全豹。
洪武四年(1371)二月，明王朝在辽阳设置辽东卫指挥史司。同年二月，将辽东卫改为定辽都卫指挥史司。洪武八年(1375)，定辽都卫指挥史司又改为统辖整个东北地区的辽东都指挥史司。“辽东都司是明代流人最为集中之地，而25个卫中流人最为集中之卫有由定辽左、右、前、后、中5卫组成的辽阳，另有铁岭、三万、辽海、沈阳等卫。"
下面，我们列举明代几个跟辽阳有关的文化流人，以此说明流人文化对辽阳地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一是卞士亨。卞士亨是明代有文献可考的较早流人，在洪武四年(1371)前后，被朱元璋遣戍辽阳，十年后遇赦还乡。二是黄正色。黄正色(1501-1576)，明无锡(今属江苏)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嘉靖十七年(1538召为南京监察御史，嘉靖十八年(1539)被遣戍铁岭卫。在戍所三十年，穆宗初召还，迁南京太仆卿，致仕卒，留有《辽阳稿》，后祀辽阳三忠祠。三是黎贞。黎贞，广东新会人，洪武十八年(1385遣戍辽东，洪武三十年(1397被赦归。黎贞在辽东十三年，写有大量的诗篇，其中包括一百韵、一千字长诗《辽阳寓怀》。以下三人是受“李福达狱”案株连而同时滴戍东北的徐文华、刘琦和程启允。他们意气相投，患难与共，在戍所又过从甚密，诗酒唱和，又于嘉靖八年(1529)共同参与《辽东志》的编写工作。徐文华，嘉定州(今四川乐山)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大理评事，耀监察御史，巡按贵州。嘉靖六年(1527)被遣戍辽阳。徐文华“‘有节操，工诗文’，在戍所日以吟咏为事”，留有《辽阳集》。刘琦，陕西洛川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嘉靖六年(1527)遭遣贬，“戍沈阳卫十余年，讲学不辍; 嘉靖十六年(1537)赦归。程启允，嘉定州(今四川乐山)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嘉靖六年(1527被滴戍抚顺，十一年(1532移居沈阳中卫之浦河千户所，十五年(1536)迁徙锦州，同年，与徐文华、刘琦同游千山，写有《游千山记》，《辽阳县志》收有此作，《辽东志》和《全辽志》亦收有三人诗文。如此之多的文人雅士遣戍辽阳乃至辽东，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成就了辽阳乃至辽东的文化繁盛。同时，“他们以卓越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给人以奋斗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
到了清朝初年，从顺治元年(1644)起，辽东进入了为期25年的经济再建时期。“清廷于这个时期将大批流人遣戍到辽东，尤其是辽东的盛京与尚阳堡。”“除此二地外，还有铁岭、抚顺、辽阳等地，也是此期重要的戍所。”康熙时期，文字狱频兴。雍正时期，陆续发生了三次文字大案，其中两次的涉案人员都被遣戍辽东的宁古塔。由于文字狱迭出，动辄得咎的数以万计的东北流人作为开发边疆与传播中原文明的使者与先驱，对辽东乃至关东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东北流人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流人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碰撞、交流、影响、融合，从而形成了文化新质。
王尔烈生活于乾隆时期，正值“落日的辉煌”时代，其间“不仅政权已很巩固，社会经济亦发展到顶点。同时，文化上也达到有清一代的极盛时期”。乾隆帝不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和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皇帝，而且是康乾盛世“奇异的悲歌”的终结者。在执政的60年里，他“励精图治，开江拓宇，四征不庭，睽文奋武，于斯为盛”，在传承、创新、发展华夏文化方面，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一是继承和弘扬了以儒学为宗的传统文化，融入了周边民族的多元文化，从而铸就了文化伟业，开启了一个璀璨恢宏的文化时代。二是“开设‘四库全书馆’，收辑遗书”，编纂巨峡《四库全书》，在“客观上为整理和保存中国古代文献作出了贡献”。三是乾隆帝才华卓异，痴迷书法，热衷诗文，既是清朝一国之君，也是文坛高产大家，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其墨迹之多，在历史上罕有其匹。他撰写的文章，不包括《清高宗圣训》300卷在内，就有1350余篇;他留有诗作四万二千多首，几与收诗四万九千多首的《全唐诗》相坍。《清史稿》对乾隆时期文化的评价是:“海内从风，人文炳蔚，学术昌盛，方驾汉、唐”。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乾隆时期，“与编纂《四库全书》并举，文字狱也更为严厉”，“从乾隆六年至五十三年，共有狱案六十三起，深文周纳，罗织定漱，士气之消沉，莫此为甚”，致使“文治”未免有些黯然失色。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无疑，璀璨恢宏的文化时代为王尔烈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于王尔烈现存诗文大多脱离不了“颂圣”的主题，固然与其思想上存在的局限性有关，但惧怕文字狱催祸应该是个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四、结语
辽阳不但是文人雅士的集聚之地，而且是东北文化的荟萃之域。“千百年来，辽阳先民就在这山水之间繁衍生息，辛勤劳作，聚存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鉴于历史难以留下所有创造者的声名，于是人们就将群体的创造附丽于文化名人之身，这是后人既无奈又智慧的选择。辽阳肥沃的文化土壤和优越的人文环境，使王尔烈自幼得天独厚地饱受着充满勃勃生机和乡土气息的文化陶冶，从而形成了极具魅力的王尔烈文化。同时，王尔烈文化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辽阳历史文化的资源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