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东魏降将侯景据寿阳反梁；十月，侯景叛军自横江济于采石掩袭梁都建康；建康告急，梁宗室诸镇起兵勤王。然“诸军互相猜阻”，“相仗不战”[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的勤王态势，已将萧梁宗室诸王觊觎最高权力的意图暴露无遗。太清三年三月，建康保卫战以侯景攻陷台城宣告结束。然而，建康沦陷，“太清之祸”却未能尘埃落定；梁室失鹿而梁宗室诸王权力之争亦迅疾展开。翌年，建康傀儡政权改元大宝，梁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据江陵（今湖北荆州）“犹称太清四年”。[2]（卷5，元帝本纪）萧绎此举，揭开江陵政权创建的序幕。太清六年三月，萧绎荆州军克平建康，侯景北逃死于部属之手；十一月，萧绎据江陵改元称帝，江陵政权走上历史前台。然处在北朝军事力量窥视背景下的萧梁宗室内战，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北朝的军事力量。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月，西魏再次遣军江汉并会合萧梁雍州刺史萧詧；十一月，西魏萧詧联军攻陷江陵，江陵政权灭亡。
建康沦陷，实质是江左士族政权瓦解而士族政治淡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历史事件。江陵政权重建，一则建康士族政权之后嗣，再则6世纪中国复归统一前的最后一个士族政权。质言江陵政权兴亡，当与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军事政治关系甚紧，当与南朝统治阶级变动与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创行关系甚紧，当与南徙北方士族所以结聚江汉而促进江陵士族社会之形成关系甚紧；次之，萧梁“分陕”制度下的权利配置，步武“太清之祸”而骤起之萧梁宗室的内争，北朝军事力量相机介入等涉及萧梁政局及南北对峙格局变迁诸因素，也在在与江陵士族政权之兴亡关系甚紧。凡此内涵6世纪江左社会历史迁演变化之内容，或为同志未及详论，现述论于次。
一
荆州治所江陵军事中枢地位形成，起于三国鼎立南北交争东西抗衡时代。东晋南朝均奠都建康，其面北防线游移于江淮一带，南北交争形势固在而复夹有中央大藩之间的东西之争，形势约略等于三国，因此沿江皆为要地而江陵首膺上流重镇。荆州关系东晋南朝内外之紧要，迄于梁末江陵失陷方始“不复存在”。[3]史云：“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4]（卷66，何尚之传）“荆州为国西门”。[5]
东晋南朝“委荆以阃外”，首先在于完成全江之守以抗御北朝。这是荆州作为江左重镇的一个方面。次之亦如《南齐书·州郡志下》荆州条下所云：“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弘农郡陕县，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故称荆州为陕西也。”是则，东晋南朝比视荆州为姬周之“陕西”，是内涵着中央政权寄托藩翰的军事政治意图的。这是荆州作为江左重镇的又一个方面。东晋至梁先后四朝均视荆州为“陕西”，江陵亦称“西府”、“西台”，治荆之方伯亦称“刺陕”、“分陕”。概言之，居于长江上游的荆州，在南北对峙形势下，有全江之守之重；而置于东晋南朝内部而言，则西东之间复有藩翰中央根本之重。后者，于东晋南朝中央政权稳定与否关系甚紧。故南朝刘宋以下厉行“拟周之分陕”制度，集权宗室，以解决大江上下东西权力配置上的冲突。
彭成刘氏，所谓“京口楚子集团”，[6]为北来武人之豪族，与东晋立国以来的王谢高门不同，属于二流士族。为解决“东晋世族以荆州为根据地，控制上游强兵以夺取建康中央政权”[3]这一问题，刘宋以荆扬“二州之重，咸归密戚”。[4]（卷66，何尚之传·史臣曰）史称：“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4]（卷86，武二王传·南郡王义宣传）寄奴诸子分镇荆州，开启刘宋削夺世家大族兵权于上流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分陕”制度的先河。尔后，“势之所重，非亲不居”。[4]（卷42，王弘传）宋文帝嗣位一遵先君遗制，刺荆之任先后以宗室彭城王刘义康、江夏王刘义恭、临川王刘义庆、衡阳王刘义季、南郡王刘义宣等承之。此即盛弘之《荆州记》所结记：宋文帝“元嘉中，以京师根本之所寄，荆州为重镇，上流之所总，拟周之分陕”。[7]荆州刺史之任总揽于宗室，开启了南朝“分陕”于荆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制度。此后，齐梁均因循而不变。
刘宋以下齐、梁因之的“拟周之分陕”制度，其实内含着江左士族政治变动的底蕴。自刘宋始，东晋世族政治条件下的“王与马，共天下”的皇室大族分享政权之格局渐起变化，门阀大族逐渐淡出权力斗争舞台。促进这一江左社会统治阶级的变迁：一则，握有兵权的二流士族将演为南朝王朝嬗替斗争舞台的主角；二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将进一步归结为宗室诸王之争。正如周一良先生所指出的：“由于世家大族不能再控制荆扬等重要地区，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政治上之力量亦因之而减。此所以宋齐时地方起兵夺取中央政权者，非复昔时之世家大族，而为宗室诸王，取得皇帝地位之宋齐两明帝刘彧、萧鸾，即其代表人物。而夺取宋齐两朝政权之萧道成及萧衍，又皆二流侨姓之握兵权者，既非北来之王谢大族，亦非孙吴以来之朱张高门也。”[3]易言之，王谢高门士族息影政坛之背后隐伏着荆扬大镇易手的历史情况，而刘、萧次等士族走上政坛前沿并集权中央是以创行“拟周之分陕”制度为标志的。
“拟周之分陕”，在于集权宗室以革除荆州“窥觎”[8]中央的权争之弊。但是集权亲亲的血缘性权力结构，是无法改变权力火拼亦终归于亲亲的封建权力悖论的。宋、齐诸王之争以及萧梁末年“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9]（卷7，梁本记中第七）的南朝历代宗室内争史，正是这种制度“宿命”的具体的历史呈现方式。“拟周之分陕”，可以解决东晋王朝皇室与世家大族共享政权而荆扬之间不能不有其剧烈冲突的问题。但是，荆扬事权分置宗室而诸王势均必争的问题，却是这个制度所无法回避亦无法解决的。拥有荆州大镇的宗室诸王将凭借其权力资源而争夺最高权力的问题，是“分陕”制度创行与遵循者所始料不及和无法回避的。
荆州为军事政治之中心，故其治所江陵，始终为南朝长江上游之都会。在北方士族相次南徙江汉的流动中，江陵进一步发展为南朝士族政治的又一中心。西晋末年，司马失守中原，北方士族大率逾淮南徙，其南徙路线约略有二，“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10]所谓长江下游者，以建康为中心而延及会稽、临海今浙东之区域，社会阶级主要为北来士族之上层，如王谢诸高门。所谓长江上游者，以江陵为中心兼及襄阳今江汉之区域，社会阶级主要为北来士族之中层，如南阳庾宗刘诸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徙居江陵之北人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必或不能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11]他们大抵为文化士族，“其先本居南阳一带，后徙居江陵近旁地域，至江左政权之后期渐次著称”。[11]南徙江陵地区的次等士族固是江左士族社会一部分则无疑，其为江陵士族政治之中坚亦无疑；其“渐次显著”，是南朝士族政治版图的重要变化更无疑，这种变化起于齐梁之际而要在侯景之乱的爆发。易言之，侯景之乱，建康沦陷，建康士族集团的整体性衰退，是导致梁季政治中心转移于江陵、导致南朝后期士族社会中心转移于江陵的重要事件。
再则，北人南迁江汉时间较晚而侨居襄阳者，大盖有两类，一类为北方次等士族，一类为流民，特征是具有武力，所谓“有战斗力之武人集团”。[11]襄阳直面北朝而紧邻江陵，“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12]襄阳实为江陵的军事性卫星城。所谓襄阳不守则江陵不立，亦如明清之际王夫之所云：“襄阳亡而江陵之亡可俟矣。”[13]（卷17，粱元帝）江、襄二镇在军事上富含相依相维之形势。是以南朝江汉区域的权力配置大多合一江襄集权宗室，目的是凭借血缘联盟巩固“国之西门”。可以申论：南朝后期，襄阳已衍为武力集团集聚地；建康沦陷后，江陵已衍为士族集团集聚地：其二镇合，或可维持江左士族政权之残局，其二镇争，则残局立溃而荆州易手于北——江左“横江而中溃”——而江左“未有不殒者”[13]（卷13，晋成帝）之势甚明。此南朝有荆州之重而江陵不能失襄阳之义。
结论上列：首先，古代中国，凡生成南北交争、东西抗衡之格局，则长江上游荆州必居其军事中枢之地位，此长江限隔南北条贯东西地理形势使然。次之，南朝“分陕”制度之弊，将不免把权力斗争的焦点转移于宗室之间，这是南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基本特征。复次，北方士族南徙江汉侨居江陵者，衍至梁季已渐次生成为江左士族政治又一中坚力量，这是江陵所以在建康沦陷之后可以浮出水面的依据所在。最后，江、襄二镇于军事地理上富含相依相争之形势，襄阳为南徙北人有武力者，江陵士族政权视其向背为兴亡关系之所系。凡此东晋南朝而下军事地理之形势、集权体制之特征、士族社会集团变化诸关系，均构成梁季士族政权所以转移于江陵之因素。而萧梁“分陕”江汉配置宗室权力之结构，侯景乱梁瓦解建康士族集团之契机，梁氏宗室内争之起爆而北朝军事力量相机之介入，则相催相激演为梁季江陵士族政权所以兴亡之具体历史呈现方式。试述论于次。
二
萧梁的社会阶级基础与宋、齐大致相同，即南来北人之次等士族，故立国以后亦厉行“分陕”制度以维护中央集权。梁武帝第七子萧绎，梁氏宗室最后一任“刺陕”者。此后荆州实际控于北朝之手。萧绎，初牧荆州在梁武帝普通七年十月；尔后，回任中枢。太清元年，其兄庐陵王续死于任所，萧绎“徙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2]（卷5，元帝本纪）萧绎再任荆州已接近梁季侯景之乱，其加号“使持节”，都督九州诸军事，任使之重如史论云：“时位长连率，有全楚之资。”此“分陕”体制下，梁季萧绎所具有的突出的军政地位。
萧詧，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梁武嫡孙，萧绎族侄。梁武中大通三年，萧詧“进封岳阳郡王”，中大同元年“除持节，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西中郎将，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14]（卷48，萧詧传）雍州治襄阳，萧“詧以襄阳形胜之地，又是梁武创基之所，时平足以树根本，世乱可以图霸功，遂克己历节，树恩于百姓，务修刑政，志存绥养。于是境内称治”。[14]（卷48，萧詧传）
萧绎叔侄分领江、襄，本梁氏求其江汉上游藩翰巩固之意。然江陵有督府之权，襄阳有嫡孙之重，二镇各持兵权且内蕴梁武“废嫡立庶”之矛盾，（注：萧梁“废嫡立庶”之矛盾，如《通鉴记事本末·梁氏乱亡》所辑录：“梁武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卒。五月丙申，立太子母晋安王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故萧“詧兄弟亦内怀不平”。《南史·梁昭明太子统传》亦云：梁武“帝既废嫡立庶，海内尊塌，故各封（昭明）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阳王流涕受拜，累日不食”。）故江、襄之争势所不免。时东魏人杜弼曾指出：梁武“废立失所”而“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1]（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太清二年，萧梁中央权力崩坏失去其制约宗室矛盾的制衡作用，“祸变”之必然遂借此契机而首先在荆湘地区先后爆发。
太清二年十一月，侯景困逼台城。萧绎以督府之权号令诸镇勤王，且自将锐卒三万发于江陵。次年正月，荆州援军“萧方等及王僧辩军至”[1]建康。然而，无论荆州兵抑或其他勤王军皆“迁延坐视，内自相图”[13]（卷17，梁武帝）于建康危城之下，而悬兵于郢州武城（注：《通鉴》此条胡注曰：“荆州界尽此。”是萧绎勤王之师不出荆州可明。）的萧绎亦“托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进”。[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既而有敕班师，湘东王欲旋。中记室参军萧贲曰：‘大王以十万之众，未见贼而退，若何！’”[9]（卷80，侯景传）可见，侯景矫诏遣散勤王诸军，萧绎即不战而归，其“虚张外援，事异勤王”，[2]（卷5，元帝本纪·史臣曰）昭然若揭。四月，萧方等归镇，萧绎“知台城不守，命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之”。[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萧绎“坐观国变”，[2]（卷5，元帝本纪·史臣曰）在建康失陷之后迅速起建江陵城防，意在内战已豁然开朗。
侯景乱梁打破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政治的核心基地，江左士族政治的社会历史亦将由此渐趋消竭，故其事变之义重在社会变迁之上。陈寅恪先生指出：“侯景乱梁，不仅为南朝政治上的巨变，且在江东社会史上，亦为划时代的大事。”[15]所谓“社会史上划时代”，意即建康士族集团瓦解而江左士族政治趋其末路。推论：江陵重建士族政权所承继的遗产只是一种末世的遗产。
建康沦陷之后，建康士族遂将复兴的希望寄托于荆州。庾信《哀江南赋》曰：“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云云。总论建康沦陷后建康士族西上者，其要如次。中原南渡高门琅邪王氏后裔王褒，所谓“地胄清华”；[16]萧绎“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时犹在郡，敕王僧辩以礼发遣。褒乃将家西上”。[14]（卷41，王褒传）南阳庾氏，庾信《哀江南赋》云：“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豹。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此播迁于吾祖。”庾信，中原南渡文化高门之后，“台城陷没，信奔于江陵”。[14]（卷41，庾信传）汝南周弘正，萧绎《金楼子》中所盛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王僧辩之讨侯景也，弘正与弘让自拔迎军……仍遣使迎之”，“及弘正至，礼数甚优，朝臣无与比者”。[17]复考建康士族西奔江陵之概数，史载：萧绎平定侯景后，“时朝议迁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迁”，而所谓西上荆州之建康士族“皆是东人，志愿东下”。[17]萧绎会集文武四五百人，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9]（卷34，周弘正传）于是可见，江陵朝廷中建康士族之数抑过其半。总上，建康士族望归江陵而相续西上，表明江陵政权无论在法统上抑或在精神衣钵上均为建康士族政权之后嗣。
江陵在建康沉没后浮出水面以支撑萧梁士族政治残局，就权力地位和军政资源而言，当是萧绎“时位长连率”而荆州“有全楚之资”[2]（卷5，元帝本纪·史臣曰）——荆州具“分陕”地位而江陵有“督府”之重——对于时局溃变的必然回应。因此，在建康傀儡政权改元大宝时，萧“绎以为天子（指简文帝）制于贼臣，不肯从大宝之号，犹称太清四年”，[1]（卷163，梁简文帝大宝元年）揭开其创建江陵士族政权的序幕。
萧绎重建士族政权大致有两个军事战线，一方面是占据建康的侯景，一方面是各拥强兵的藩镇；前者所谓复国，后者意在集权。颜之推《观我生赋》云：“襄阳阻其铜符，长沙闭其玉粒”，雍州无视调兵之符，湘州拒绝资粮之令；萧梁荆楚诸镇，在建康沦陷之后演为各擅军府而不相统一的权利冲突局面。于此，萧绎集中力量首先演绎其“萧墙兴变，体亲成敌”[2]（卷29，邵陵王纶传）的.宗室战争。此即史论所谓：萧绎“不急莽、卓（指侯景）之诛，先行昆弟（指萧纶、萧詧、萧誉）之戮”[9]（卷8，梁本纪下·史臣曰）的道德批判。江陵集权督府的战略规划首在荆湘，大致为先定湘州（治临湘，今湖南长沙），次平雍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再取郢州（治夏口，今湖北武昌）。荆湘诸大镇，如湘、雍、郢三州刺史均为梁氏宗室，湘州刺史誉，雍州刺史萧詧胞兄，客据郢州者的是萧绎的胞兄萧纶。这就是萧绎在既定的“分陕”体制——这一集权宗室的权力配置框架中所进行的宗室战争。
梁季权力战争，是在南北对峙的大形势下进行的。因此，战争打破的将不仅是现象上的血缘联盟，而且将从整体上削弱乃至瓦解江左防御北朝的力量。北朝，将不会无视这种内争所以提供的渔翁之利。太清三年十一月，襄阳萧“詧既与湘东王绎为敌，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打开了北朝军事力量介入江左的口子。西魏借机出兵江汉。次年元月，“汉东之地尽入于魏”，西魏军队乘胜“进逼江陵”。萧绎迫于形势，质子请和，“魏人许之”。[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西魏军事力量介入江汉后，便努力实施政治控制。大宝元年，西魏执政宇文泰册命萧詧为梁王，萧詧甘受附庸“入朝于魏”。[1]（卷163，梁简文帝大宝元年）至此，“襄阳北折而为宇文之先驱”，[13]（卷17，粱元帝）江陵失其唇卫而直接暴露在西魏的军事视野之下。江、襄分裂，破毁了江左长江上游的区域安全防卫体系，北朝的军事阴影将长期笼罩这一地区直至南北统一。
南北朝后期南北对峙中北强南弱的形势已经明朗化，西魏南下江汉本应含有更高的战争目标。但是，在北朝自身问题未有解决之前——先则东西魏后则北齐北周并峙之交争，以及北部边境突厥之存在与侵扰——西魏这种志在一统中国的目标只能暂时搁置。易言之，在北中国未及统一并获得充分巩固之前，北方王朝对于江左的一切战争都只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有限战争。太清末，西魏相机耀兵江汉只是一次战略性的军事行为。因此，收揽襄阳以制约江陵，即达成其控制长江上游的战略意图。于此可以申论：西魏介入江襄之争并确立其对襄阳的宗主关系，则使原先的江襄之争演变为南北对峙之争，而原先梁季士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将由此进入南北对峙之争的战争轨道。这种对抗对象与性质的变化威慑并制约着江陵政权的发展。大宝三年三月，萧绎属部王僧辩军收复建康，侯景北逃死于海上，江陵光启中兴之业趋于巅峰；王僧辩上表劝进。然审论形势则并非太平，史论云：“元凶克翦，社稷未宁。”[9]（卷8，梁本纪下第八）其“未宁”，宗室并立强藩割据（岭南有萧勃，益州有萧纪）而北朝势力有以介入之不宁，个中，西魏卵翼下的襄阳尤为棘手。故萧绎斥之曰：“淮海长鲸（指侯景），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指萧詧），未全革面。太平玉烛，尔乃议之。”[2]（卷5，元帝本纪）可见，一面面对光复故都的荣耀，一面面对近在咫尺的襄阳，萧绎却不能不踌躇其九五之尊的权力欲望。
梁季之争集中于宗室诸王之范围，由“王”而“帝”的权利之争是其又一突出特征。太清之祸侯景颠覆了萧梁中央政权，大宝三年三月，荆州“复国”成功。但是，这种政权再造的契机启动的却是梁氏诸王称帝的野心。大宝三年四月，萧绎八弟武陵王、益州刺史萧纪居成都称帝，并迅速“率巴、蜀大众连舟东下”。[2]（卷5，元帝本纪）荆、益构隙并进入交战状态。十一月，萧绎称帝并即改元承圣，奠都江陵。承圣二年（公元553年），萧绎乞兵西魏以牵制东下的萧纪，西魏应请自散关进军益州，萧纪情牵两面败死峡口（今湖北宜昌市西长江西陵峡口）。荆益内争而萧绎借兵西魏，是江陵权力梦幻的又一个噩梦。史论荆益形势若项背之依，“北朝之于益州，得之即可拊荆州之背”，[18]故西魏宇文泰应请伐蜀，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1]（卷165，梁元帝承圣二年）西魏袭取益州，江陵失却其“生死之所自操”[13]（卷17，粱元帝）之西上屏障。
萧绎平定萧纪，梁季宗室内战趋于尾声。然而，从血缘集体征战中走出的江陵政权却不得不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北朝军事力量。西魏收揽襄阳占领成都后，在军事上已完全打破江陵所以自存的安全防御体系，江陵陷入“上流失、咽抗夺，困孤城以自毙”[13]（卷17，粱元帝）的形势。承圣三年十月，西魏再次进击江汉，军队“至于襄阳，萧詧率众会之”。[2]（卷5，元帝本纪）十一月，联军渡过汉水，遂分兵占据江津（今湖北沙市东南），切断江陵东归之路。萧绎征兵于建康，“别敕僧辩云：‘黑獭（西魏执政宇文泰）背盟，忽便举斧。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公宜率狴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悬也。’”[2]（卷45，王僧辩传）江陵武备不足而且缺少领兵之将，再现的是南朝后期士族政权所有的致命弱点。再则，设江陵为一扇面之圆心，则江津被占，江陵断其东归之扇骨；而成都襄阳西、北二端扇骨业已折断，江陵孤城之势危若累卵。是月丙寅，江陵城陷。萧绎城破被俘，死于土囊闷杀酷刑。西魏以江陵缘江三百里之地册立萧詧为梁主而取其雍州，“尽俘（江陵）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趋归长安”，[1]（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江陵残破“寂寥井邑，荒凉原野”。[14]（卷48，萧詧传）萧詧居江陵东城建立“后梁政权”，西魏置江陵防主驻江陵西城，“名曰助防，内实防之”，[1]（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实施其宗主监控。至此，江陵士族政权灭亡。萧詧被迫以雍换荆，荆州无以自立受控于北朝。梁氏内战结束而荆州江陵易手于北，可以说是萧绎叔侄内战之手共同酿制的苦果。萧绎，既是梁室最后一任“刺陕”者，亦是南朝“拟周之分陕”制度的终结者。
梁季，侯景之乱在摧毁建康政权的同时也摧毁了建康士族集团，因此，事变具有摧毁南朝统治中心和南朝统治阶级中心的双重含义。建康陷落之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凭借其“分陕”体制框架内的权力资源走上历史前台，乃是荆州暨江陵政治地理地位对于时局溃变的必然选择。江陵上升为梁季最高政治中心，并成为建康士族孑遗者的栖息地。江陵士族集聚并重建政权的战争，其显性的战线有两条，即歼灭侯景以复国、削平宗室以集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隐性的战线，即北朝军事力量介入后可能引发的南北战争。随着显性战线的深度推进，江陵步入所谓“光启中兴”的巅峰。但是，这个巅峰的脚下却深埋着不可愈复的裂痕。江襄之争使襄阳北折，荆益之争使成都易手，江陵丧失了自固自存的战略要地并使自己直面强大的北朝军事力量。梁季士族内部的权力战争，由此转化为南北对峙的战争。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使江左最终失去了长江上游战略重镇，影响深远及于南北统一，此不详论。[19]承圣三年十一月的“江陵之陷”，“尚书王褒以下，并为俘以归长安”，[9]（卷8，梁本纪下第八）集聚江陵士族的全数北迁则标志着江左200余年士族政治的终结。因此，陈寅恪先生曰：“梁末之乱，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结局。”[15]此结局，士族政治之结局。此后，南朝陈的建立，社会阶级基础已殊异于前。江陵政权短暂的历史呈现方式，尽管交织着梁氏宗室内战的史迹，但其实质，揭扬的只是南朝士族政治趋于末路的悲凉。作为南朝士族政权的终端，江陵的兴亡乃是江左政治、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