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王维后期的诗歌代表了他的成就。他在亦官亦隐中在禅宗的影响下，写出了一首首意境优美、含蕴深邃的山水禅诗。王维之所以在艺术境界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就是因为他在禅修中，能以静穆的观照感受到宇宙万物与自己那清寂而又灵动的生命。也是在禅修中达到了心理自性的圆满，从无意识的海洋中汲取了无尽的历史财富。
【关键词】王维;禅诗;心理分析;自性;无意识
王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以其极富禅趣的诗歌而著名，他的诗，特别是后期的诗歌，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澹冷寂，悠然自得的情趣，清·王士祯说王维的诗“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带经堂诗话》卷三)，由此可见王维诗歌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但是王维诗中所寓的禅意究竟是一种样的佛家境界呢?王维的诗歌为什么能达到如此深遂玄冥、空灵清妙的境界呢?
下面我们就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王维的诗歌主要是禅诗进行一番解析。
一、王维的生平、思想
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肃宗上元二年(761)，字摩诘，原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
王维少年时代即有才名。唐玄宗开元七年(719)，19岁的王维赴京兆府试，中了第一名解头。21岁中进士，作大乐丞。后因伶人舞黄狮子违制事受连累，被贬为济州(治所在今山东长清西南)司库参军。王维希望有所作为，他干谒当时作宰相的张九龄，终于在34岁那年，被提拔为右拾遗，重返长安。后来，王维改任监察御史，曾奉命出使塞上，到边疆作过一个时期的兼职判官。回京后，于开元二十八年40岁时，转为殿中侍御史。从此，王维过起了亦官亦隐的生活来。此间他多次升官，最后做到给事中。较之从前的右拾遗，官职已由从八品上升到了正五品上。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王维时年55岁，第二年六月，安禄山攻陷长安，唐玄宗奔蜀，王维追随玄宗不及，为叛军俘获。安禄山素知王维的才华，强迫他作伪给事中。王维作了一首诗,表明了他不愿作伪官的心迹。至德二载(757)，两京相继收复，唐肃宗自凤翔还长安，诏示凡作过伪官者，以六等定罪。王维被囚禁。肃宗鉴于王维曾作有一诗，也就从宽发落，仅降王维为太子中允。
自从免罪后，王维心灰意冷，尽管他不久官复原职，59岁时竟升为尚书右丞(世称他为王右丞即原于此)。他更笃志奉佛，“以玄谈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上元二年(761)七月，王维卒，年61岁。葬于辋川清源寺。
以天宝初年即王维40岁左右为界，王维的思想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抱负，热情，开朗，雄心勃勃。他在这时期创作的政治诗和边塞游侠诗，洋溢着青春朝气和理想光芒，饱含情韵。他的《从军行》、《少年行》、《燕支行》等就写得意气风发、轩昂飒爽，活脱脱的一个极端昂扬自信的盛唐人的典型风貌。
后期的王维过起了亦官亦隐的生活来。著名的《辋川集二十首》，就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业时写的一组小诗。王维《山居即事》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这是他独自隐居山中时的心态写照。由于生性好静,把独往独来的归隐生活写得很美，其《酬张少府》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无心于世事而归隐山林，与松风山月为伴，不仅没有丝毫不堪孤独的感觉，反而流露出自得和闲适。让人感受到一片完全摆脱尘世之累的宁静心境和难以言说的自然之美。这类诗歌才是代表了他的艺术成就。
二、仕与隐的心理探究
王维在仕途中有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开元九年因伶人舞黄狮子违制事受连累，被贬为济州;第二次，在开元二十四年王维的知音、恩相张九龄罢相，他也再次遭贬。王维“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就始于这个时候，这大大影响了他的生活状态，艺术态度。第三次即“安史之乱”所遭际的“陷贼”“伪职”事件。
在第二次遭贬时王维曾作了一首《赠从弟司库员外絿》诗来表明自已心迹。
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即事岂徒言，累官非不试;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世意。惠连素清赏，夙语尘外事;欲缓携手期，流年一何驶!
诗的前八句直接抒写人生感慨，可谓是诗人前半生仕途经历的总结。诗人在仕途跋涉中，是多么的勉为其难，疲惫不堪，身心俱瘁。诗人低首徘徊，处在了何去何从、无可奈何的人生十字路口。
我们看到尘世的罗网，矛盾交错，束缚着诗人的身心，使诗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如此沉重、压抑、惨淡、灰暗，而诗人内心的自我，却是真力弥满，蓬勃生发，渴望着超脱自在，在广阔的宇宙空间里逍遥神游。因而正当诗人游心拘促、郁闷难遣、低首踯蹰之际，蓦地引颈远眺：“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一个多么心旷神怡的寥阔世界扑入眼帘，光被四表，直射人心!故尔诗人要“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世意”，兴高采烈地迈进这个理想的光明的人生境界,从而要徜徉于大自然中，悠游山水之中,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归一，诗人的生命存在要在此中得到了自由解脱，他的本真也在此澄明朗现。
这首诗清晰的表明了王维心路的历程，从对仕途的失落到对隐于山林的向往，然而如此王维也没有真正做到完全的隐居，王维曾自我表白说：“世纲婴我故，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
王维这样做却是有着深刻心理和思想根源的。
王维的这种妥协以至圆滑的处世态度，是有一套自觉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在山林可以清高，在朝廷也可以清高。他在晚年所写的《与魏居士书》一文中，指出：“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这种“无可无不可”、随遇而安的思想，既是王维的自我辩解，也是他的人生观。它成了王维后期亦官亦隐生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
因而，便连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够超然的陶潜，他都以为很不潇洒，在其诗文中言及陶令时，多不太恭维、其中讥讽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是陶令不该这么执著功名，三番五次地在仕隐间作拉锯式的徘徊，而有不识时务的迟迟期待，王维诗云：“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早秋山中作》);
二是陶令不该这么自渐斯文而叩门乞食，而且不谙韬晦不识圆达而自取其辱，王维讥诮说：“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与魏居士书》);
三是陶令不该这么作践自我也作践家小，毫无家庭责任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偶然作六首》)
由此也被人批评为“中国封建社会即清高又软弱的仕大夫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