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世界性是什么呢?主要指的是什么，体现在哪里呢?
莫言的小说创作在中国不是特例，在世界也不是特例。通过对莫言小说的传统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考察，期望看到的是一个世界性的莫言。世界性的莫言并非着力阐释莫言是“经典的”，“伟大的”，当代批评对当代作家没有这样的话语权，经典是时间验证的结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可以包括超出自己本国范围的任何作品……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当作品超出自己本来的文化范围，积极存在于另一个文学体系里，那部作品才具有作为世界文学的有效的生命。”莫言的写作并非是纯粹的本土性写作，而是融了西方现代思潮和技巧，具有世界性因素的写作。
需要注意的是，本土性写作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成的，西方思潮和技巧的介入，使本土性写作发生变异而呈现出一个有别于传统、纯粹的本土写作。莫言的写作表现出本土的变异，具有了世界的样态，然而是否能“积极存在于另一个文学体系”，是否能作为“有效的生命”被定义为世界文学的还有待于翻译与流通的媒介，有待于进一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有待于更深层次的“去经典”。
莫言写作所能表现的价值是当下的、现世的，为中国未来的世界文学之路引出一些思考。首先，世界文学的范畴是在“文学性”的架构下的对话。张隆溪在《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中分析了当下西方文学研究在 1960 年进入理论时代后，产生了两个与世界文学有关联的倾向，“第一个是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很强的自我批判倾向，使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作出尖锐的批判”。“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在最近二十多年发展的第二个结果，就是理论逐渐取代了文学，造成文学研究深刻的‘身份危机’”。
而这种理论批评的倾向也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莫言研究的世界性因素可以看出，莫言批评可以用西方思潮各种关键词概括其创作特点，而西方思潮关键词又可以解读任何一个作家，这是否意味着过度和过分阐释?是否意味着思潮批评的“工具性”，利用作家作品炫弄理论?更深层次的问题便是文学的危机，文学的主体性被思潮遮蔽，因而，张隆溪提出了注重世界文学的“文学性”来规避比较文学身份危机：“在笔者看来，最近数年愈来愈引人瞩目的世界文学研究，就是回到文学去的一个途径，是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尤其是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要解决文学研究身份认同危机，就必须回到文学去，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而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局限，就使这一个趋势不可能只是返回过去那种纯粹欧美文学的老路，而是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这就为为学研究打开了无比广阔的新领域。
其次要思考的问题是本土文化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张隆溪有个很好的比喻说明了文化间的关系。《中西文化研究十论》：“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来应当如此，因为没有实际存在的人和他们的价值，文化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本应该是邻居之间的居的实在，我也不能把别的文化仅仅视为绝对的差异，完全从反面将其理解成与自我关系，只是规模更大而已。
正像我不能用自己想当然的虚构来代替我邻相对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比较几段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们他们关注的内容是什么?1991 年，纳丁・戈迪默说“如果诺贝尔奖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它使人们将它们的理想传播开来。出于全世界广泛联合的观点，它们认识到：没有一个单独的社会、国家或大陆能擅自假定自己已创造出一个真正的、适用于全世界的人类文化。作为获奖者的一员，过去或现在，都属于同一世界的若干种类。”尤其是在我审视自己的力量和生活境况时，写作成了我与同我共同生活于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们忍受共同的悲惨和怀有共同希望的誓约。”
文学是心灵之作，是人性的普遍反应，世界文学中建构本土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文化的差异不是沟通的障碍，恰恰是世界多样性的动力，而人性的普遍性是其沟通的基质。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因而作家所关注的是人类的普遍命运，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从人性的普遍性角度来思考，主体与他者是共融的关系，而非排斥。莫言写作与他者之间应关注到相互融通的一面。
再次关注的是中国文学的文学自觉性问题。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价值，是指作家个体在写作的过程中，内在的本土性因素与不可避免的外来思潮的冲击之间，本质上是作家所处的文化语境的制约，而作家作为能动的个体，在选择中发挥能动的作用，在纷繁复杂的语境中寻找到适合自己写作的路径。而这个过程中，尽管有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作家来说，并不是为了验证某种思潮，而是思潮在作家的写作中自然而然彰显出来的，作家发出的自己的声音，具有中国文学自觉性，才可能具有世界价值。